U8国际- U8国际官方网站- 体育APP下载大学生写家史｜生逢何时：小城生计里两代人的命运变迁
2026-01-04 14: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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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精神状态，是迷茫困惑中带着如释重负和满怀希望。家里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孩子们纷纷开始继续寻求学习工作的出路和机会。那时候每个家里都有很多个孩子，妈妈的祖父母有五个孩子，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是长子，也是唯一的男孩。我的外祖父有个很大气的名字，韩兴洲，他出生于1946年，8岁左右上学，高中文化，一生从工厂工人到聘任干部直至退休，其间也曾当过厂工会主席这种职务，但没有实际级别，退休的时候也只是普通事业编制人员，现在已经快80岁了。外祖父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我想韩兴洲这个名字寄托了他对儿子的成才期望，给人的感觉很有广阔天地和宏图大志之气，不过外祖父的一生命运却并没有像这个名字一样。相反，他的人生因遭遇特殊时期和特殊事件而庸庸碌碌。
外祖父年轻时相貌英俊，学习很好。一件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在我初中念书时候，一道困扰我的物理题竟被外祖父像老师一样教导着讲通了。直至那时，我才发觉外祖父不只是“会做饭”的外祖父，也许曾经也是班里的“学霸”。可悲的是，他生不逢时，在就剩几天高考的时候，“文革”爆发了，作为旧社会地主家的孩子，他不仅无缘高考，更是成了“黑五类”分子，想工作哪都不要，社会地位低下，备受歧视和打压。外祖父的父亲是小学校长，也成为当时的“反动分子和走资派”，因为是做教育的，于是对子女的教育格外重视，即使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他也坚持让子女接受教育，并坚信总有一天，知识会改变命运。但他最寄厚望的唯一的儿子，却成了被“文革”改变命运的人，和他一样的还有很多，因特殊的经历和共同的命运，他们被称为“老三届”，成为特殊时期代表符号般的存在。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随后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在政策要求下，外祖父也成了“知青”，下乡但没有离开家乡。当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白面书生被分配到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时，他就像一个低能儿一般，当别人都干完活回家，他还在地里望着面前的几垄地不知如何是好。每每这时他妹妹就不得不来替他把活干完，诸如此类都极大地伤害着外祖父的自尊心，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巨大怀疑，委屈、愤懑、绝望、软弱，或许都有。本是意气风发的俊逸少年，就这样变得越来越懦弱平庸。再后来，本来两情相悦的相亲对象，又因为成分原因被对方父母坚决反对而告吹，给了年轻的外祖父又一打击，从此屈从于现实，娶了别人介绍的、没什么文化、自己不喜欢、但成分好也肯嫁给自己的人，也就是我的外祖母。等到“”结束，恢复高考，外祖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时光消磨了学习能力和斗志，再看看两个，只得放弃。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规定企业有权按国家劳动计划指标择优录用职工，同时在定员定额内，有权以精简和提高效率为原则，按照实际需要决定机构设置，任免中层和中层以下干部。1981年，外祖父进了农机修配厂当了工人，始终没有什么建树。1989年，随着改革开放、国企改制的深入开展，在外祖父妹妹的帮助下，外祖父临在地方企业破产改制前夕调到了事业单位（农机局下属农技站）保住了工作，也保住了退休后的工资。
外祖父的四个妹妹因为年纪小些，都在适龄的时候赶上了拨乱反正，也都重回学校读书参加考试，虽然也没有考上大学，但都考上了中专，那个时候中专包分配，毕业后都在县城得到了稳定的工作，母亲的大姑是会计，二姑是机关干部，三姑也是会计，老姑是护士。有了体面工作，收入稳定，再之后的成家、生子，都很顺利，每个都家庭和睦，也陆续买了新楼房，衣食无忧。外祖父的这些妹妹们，不时帮助外祖父养育孩子、代他孝敬父母，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外祖父家的生活困难，也让母亲姐妹仨得以完成学业，有机会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母亲上初中的时候就住在了她的二姑姑家里，也从镇里出来到了县城。母亲姐妹三个，她排行第二，外祖父母那时候是守本分生活的工人，三姐妹对将来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如火如荼地推进，社会发展欣欣向荣，教育也随着经济发展有了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读书、考学、就业的路径也清晰可见。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她们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出路。母亲的大姐读了当地一所著名的医学专科，毕业后进了省级医院；她的妹妹念了师范学院，毕业后又从学校考进了当地的电视台做编辑；而母亲因为高考后学校不理想选择复读。
1995年，吉林省县级机关招考公务员，明确规定农民可以报考，首先打破身份限制。正是在这一年，复读期间的母亲正逢县级首批公，她顺利通过考试进入县委机关部门工作。母亲说自己很幸运，是制度变革的受益者。那时候行政编刚刚开始叫公务员，政府体制改革逐渐进入正轨，公务员需要考试录用的要求刚刚开始实施。母亲正是家乡这个县级城市首批招考录用的公务员，她感触于社会制度改革，让她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进入了“铁饭碗”的政府机关，成了国家干部。别人的羡慕倒不觉怎样，但那种平等、尊重、努力能有收获，还有外曾祖父从小告诉她的“知识改变命运”的箴言被实现的成就感，让她一生感动骄傲。
人生的经历不同，生活的感受不同，愿景追求就产生差别。母亲总是会感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以及人们获得的利好。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再到对外开放，这些时代变革的话题永远是她那一代人心中激荡的记忆。生逢其时何其重要！较之外祖父，母亲生在新中国，没有经历过战乱和特殊年代。她的半生，正是共和国变革与发展、赶超与复兴的历史阶段，时代的更迭超乎想象，传奇一般。回顾外祖父与母亲的命运变迁，两代人人生轨迹的向上向下迥然相异，无论是外祖父遭受的剧烈变故还是母亲抓住的偌大机遇，都与时代的变迁、国家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结。不同历史时期在根本上决定了各时代人不同的命运，他们既是普通的个体，也是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正是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的如此相连，也使我更加坚信跟紧时代发展步伐的必要，将个人命运融入社会发展的洪流之中。
1982年的东北小城，八岁的母亲在上完一年学前班之后，踏入了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县西营城乡中心小学的校门。彼时东北长春乡镇的小学都很相似，校舍多为红砖平房，教室外墙上刷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标语。学校规模普遍较小，往往一个年级仅有1-2个班级，全校学生不过两三百人。每间教室摆放着木制桌椅，因长期使用而磨损严重，桌面刻满往届学生留下的涂鸦与字迹，冬天教室里摆放着铸铁煤炉，每天清晨由值日生提前到校生火。大家上学时会自带玉米粒、土豆，课间将其埋进炉灰里烤着吃。黑板是用墨汁刷在木板上制成，时间久了表面变得粗糙，粉笔书写时很容易打滑。师资力量也很薄弱，教师多为本地高中毕业生或民办教师，经过简单培训后上岗，一位教师往往要教授多门课程，语文老师同时教历史、地理，数学老师兼任体育、美术老师是常态。他们虽缺乏系统专业的教育理论，但对教育事业充满热忱，常常利用课余时间自学，提升教学能力。学生家庭大多为农民，家长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对教育也逐渐变得重视。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获得了更多收入，部分地区的农民还开始发展养殖、加工等多种经营。母亲所在中心小学的学生，家里有人在公家上班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农民家庭，依然靠种地为生，鲜少有人去搞多种经营。世世代代生存在地大物博的东北大地上的他们，观念保守、信息闭塞，不知道“市场”的概念，少数萌发了经商意识的人，也不过是到镇上的集市去卖自家产出的农副产品赚些卖粮之外的收入，季节性等局限性因素使其整体的收入水平仍达不到富裕程度。外祖父在农机修配厂上班，外祖母借着人际关系的便利，也在这个厂子里做了临时工，两个人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再加上本本分分、生活节俭，因此状况优于纯农民家庭，虽没有经济困难，但距离富裕也远远不够。
父亲的情况在当时的母亲看来是另类和神秘的，因为母亲自己和别人一样，几乎是没有零花钱的。直到后来上了初中，母亲才陆陆续续地从其他同学的口中了解了父亲的家庭情况：父亲的父母已经离婚，这在当时还是极其稀有的情况，也是不太被社会认同和接受的。父亲的父亲虽然世代都是农民，但他并非安分守己，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头脑灵活且有冒险精神，他利用当地山区多，有种植苗木的传统等特色优势，早早地发现了苗木买卖的商机。起初祖父自己也种过一些品种的苗木，联系买方客户时发现苗木是有一定市场的，完全不需要自己去种，只要利用好信息差，掌握货源和需求，完全可以靠“中间商赚差价”的方式赚取更快更多的钱。这种赚钱方式民间俗称叫“对缝”，其实本质上也属于“经纪人”，只要掌握足够的信息，加上个人的沟通能力，几乎不需要更多成本。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祖父依靠他常常“跑外”获得的信息和积累的资源，通过在买卖双方之间“对缝”，很快就赚到了大笔的钞票。当时流行一个词叫“万元户”，是说极少数先富裕起来的人，手里有超过万元以上的资金。当时的农民家庭年收入也才几百元，而据父亲自己回忆，那时候祖父回家是骑着摩托车，两侧驮着两个袋，里面装的都是一捆捆十元大票，足有几万元，因此父亲当时花钱阔绰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后来，祖父富裕后就开始挥霍，结交社会朋友，婚内不忠等，不同于其他这种情况的家庭，祖父母没有继续维持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选择正式离婚。
父亲为担起家庭的重担，选择退伍、赚钱，重振家庭。转业回乡后他被安置在波泥河乡农机站工作，属于差额事业编制，也是家里唯一一个有工作单位的人。但以父亲的雄心和目标，是不满足于这份收入有限的工作的，他决定停薪留职，怀揣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赚钱的渴望，他也随着那个时代南下淘金浪潮前往广东打拼。在广东的日子充满艰辛挑战，父亲没有学历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从最基础的销售工作做起，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销售防盗门的工作，从此每天奔波于大街小巷和各个客户之间。住过狭小潮湿的出租屋，吃过一顿顿泡面，背过沉重的防盗门，但几年的军旅生涯练就的毅力和吃苦耐劳，以及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决心，使他再苦累也从未放弃。随着人脉的积累，他接触到一些药商，也敏锐地发现当时南方地区药品市场的迅猛趋势和做药品销售的巨大利润空间，于是凭借着出色的沟通能力和商业头脑，父亲也做上了药品销售、药品代理的业务，并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财富。如此打拼了几年，随着市场发展趋势的变化以及国家层面对药品市场的加强管理，药品市场利润空间也逐渐缩小，药品代理业务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婚后初期，生活平淡幸福。当时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经济发展，千方百计鼓励大众创业。九台市出台新政策鼓励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人员轮岗创业。当时父亲在广东打拼的积蓄在新建老房子和投资建设定植林基地之后就已消耗殆尽，而他的投资几年内无法带来收益。因此彼时父亲结束停薪留职，打算借助轮岗创业政策继续扩展赚钱渠道，但始终没有什么起色。2004年9月，我和妹妹这对双胞胎女儿的出生，在为家庭带来了欣喜的同时，也使家庭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父亲此时依然没有成功赚钱，家庭生活靠两个人微薄的工资支撑。在生活压力下，父亲经常往返于九台和几十公里处的长春市区之间寻找赚钱机会，母亲则在兼顾工作的同时全面经管着家庭，精打细算地安排生活支出，照顾我和妹妹的学习和生活。
经历了几年艰苦日子后，2007年，适逢长春市九台经济开发区招聘工作人员，在母亲的鼓励和支持下，父亲报名参加笔试面试，并凭借自身经验谈吐，在面试中引起考官的注意和认可，以笔试第八面试第一的成绩顺利进入开发区从事招商工作。在这个岗位上，父亲的特长得以充分发挥，借助长春城市更新扩容、大量汽车配件厂家需要搬迁的契机，使几个较有规模的企业通过招商引资政策落户到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取得显著工作成果的同时也获得了20多万元的奖励资金，家庭经济条件得以改善。因工作能力突出，父亲受到开发区主要领导的重视，加之当时他的编制因为政策放宽从差额事业编制变成了全额事业编制，使得他在岗位上升空间上获得解放。2010年，父亲被提拔为九台域内另一个开发区——长春九台工业集中区的副主任，从此走上了领导岗位，并于三年后再次回到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任副主任，后九台区成立九富城投集团公司，父亲调任首任集团董事长，直到两年后自己辞去董事长职务，任九富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又于2025年同时兼任集团公司下属吉粮公司副总经理至今。
随着我和妹妹逐渐长大上学，母亲也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于2012年通过后备干部选拔考试，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同年被下派到兴隆镇任镇长助理，后又辗转到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任招商局副局长，到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任副主任，再到其塔木镇任党委副书记。2018年，我和妹妹即将初中毕业，面临着被长春市重点高中长春市十一高中选中，签订协议报考该校的情况，也意味着不久之后我和妹妹要离开九台，到长春十一高读高中。也是在那时，父母结束了15年的婚姻。母亲考虑到我和妹妹的成长与学业，她毅然决定放弃自己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工作岗位，向组织部门提出申请，调整到离家近、工作量相对小一些的岗位，以便有更多的时间照看我们。2019年5月，母亲如愿调回城区单位，在与家仅一街之隔的九郊街道任纪工委书记至今。随着九台市于2018年撤市变区，父母的岗位职级也水涨船高，分别到了正处级和副处级，这也基本是大多数县区干部职业生涯的终点了。